一种文化有一种特有的品格,即它的致思层次、导向和特征。这些内容,往往并不在于直接的言语本身,而常常在言语之上,在于言语和情感背后的东西。它比人们已经说了或做了什么,更能体现一种文化的特殊风格。上一章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想内容,这一章再大略地看一下传统文化的特殊气质和品格,即中华文化特有的神韵。
一、道器之辩:生活境界的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思想、理论、概念有一大特点,就是气象宏伟、意旨高远――追求高层次、高境界。古代贤人讲问题,哪怕是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也要与天地宇宙之初和万物一同的大道理讲起。因此常有玄远宏大的气势,抽象、深沉、含蓄的味道。
关于"道"的说法,便是一例。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作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管子也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道生天地",还说:"闻一物以贯万物,谓之知道"……总之,尽管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能用我们通常的语言来描述的,但仍可看出,他们所说的"道"有点象是包罗万象的统一性,是先天地之生的万物本原,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孔子和儒家很少讲这样的"天道",却并不否认"天道",他们主要讲伦理政治哲学,是将其落实为"人道"――人世的最高原则、治国的根本原则。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关于"道"与"器"的关系,我国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国事之本;作为一种学问,"道"是"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作为学问,指"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等"后天形器之学"。
郑观应主张"道本器末",即:道是根本,其他一切是道的外在表现,器是从生、从属的东西。这一观点代表了传统观念。既然道是"本",器是"末",那么在追求根本、注重高远的人看来,就应该重本轻末、重道轻器。这是自老子、孔子以来的一个传统。在人生原则方面,孔子早就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讲究"安贫乐道"、"孔颜乐处",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积极地理解它的意义,在于强调求道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朝闻道,夕死
可矣。"多少年来,也正是这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真理而献身。
关于道和器的关系,重道轻器者们很强调要"以道御器",――要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庖丁解牛"这个十分著名的比喻,表达了他们对道本器末的理解。这一比喻力求告诉人们:"以神喻、不以目视"(用心从精神上把握,不靠用眼睛去看)的"道",是比技艺("器")更高明的境界。就是说,掌握了大道的人,天机藏于内心,善于精细地体察安危,能够高屋建瓴,可以凭借"运用之妙",平静地顺应吉凶,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状态,一种极高的水平、极高的境界。
但是,一种高妙的理想不等于高超的现实。有的中国人如近代学者王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一厢情愿的判断。事实上,按照"重道轻器"的原则并未能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道"上有更大的作为。这是因为,一方面,它难以深入现实,难以被后人实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使对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比如没有使中国后来产生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影响世界的伟大之"道",反而不得不面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的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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