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
一个不写诗的德国阔人——起码精神上很阔——故作惊人之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嗡的一声，许多不写诗的中国窄人也跟着对写诗嗤之以鼻。先是说，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未必砸碎玻璃，但一定能砸在一个诗人头上。最近的时髦是，“诗人”已被用于骂人。德国阔人的名言，如果不用全称判断，而是限定为“奥斯维辛之后，德国人写柔媚的抒情诗是野蛮的”，那么尽管不再耸人听闻，但依然不失其震撼力——它唤醒每个有良知的德国人对奥斯维辛的耻辱感和罪恶感。然而奥斯维辛之后，即便德国诗人也不必全体搁笔，不写诗也不懂诗的无聊文人，有什么资格鹦鹉学舌地对中国诗人说三道四？我认为，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既非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诗。倒是不妨说，文革以后，中国人不读诗是野蛮的。只是由于我只能见到冰山浮出的一小部分，无法描述其全貌和至高成就，众所周知，我像许多读者一样被剥夺了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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