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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查子 元夕》（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南宋时越州有个“轻俊标致的秀士”张舜美，一次在杭州“逢着上元佳节”外出观灯，“遥见灯影中一丫鬟，肩上斜挑一盏彩鸾灯，后面一女子冉冉而来”。女子约他次日在十官子巷相会，两情既洽，共拟潜奔，谁知“出得第二重门，被人一涌，各不相顾”。张舜美误以为女子溺水而死，悲悼成疾。“瞬息又是上元灯夕”，他追思往事，仍去十官子巷，“可怜景物依然，只是少个人在目前”，闷闷回到房里，“因诵秦少游学士所作《生查子》词”。这首词就是：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在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经过一些曲折，张舜美后来还是与那个女子团聚了。

这个故事见于明熊龙峰所刻宋元话本《张生彩鸾灯传》，冯梦龙又编入《古今小说》，改名《张舜美元宵得丽女》。从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描写上元男女约会的《生查子》词流传广、影响大。

元夕观灯与清明、寒食踏青挑菜一样，是青年男女欢会定情的机会，自唐以来便已相沿成俗。《旧唐书·睿宗纪》载：“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刘禹锡的《踏歌词》有“唱尽新词欢不见”之句。《东京梦华录》卷六记北宋都城汴京元宵之夜：“别有深坊小巷，……酒兴融洽，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南宋都城临安亦复如此。《梦粱录》卷一载，当时“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洼人美女，遍地游赏”。可见《张生彩鸾灯传》描写的由元夕观灯引起的爱情故事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而其中所引用的《生查子》词同样是当时社会习俗的真实写照。

不过，小说把《生查子》词说成“秦少游学士所作”，却是弄错了作者。秦少游，即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他的词集，无论三卷本的《淮海居士长短句》或一卷本的《淮海词》，都没有这首词。清初毛晋刻《六一词》于此词下注：“或刻秦少游。”其实，明沈际飞评本《草堂诗余》卷上已谓此词“刻少游误”，而依杨慎《词品》卷二署作者为南宋的女词人朱淑真。近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引魏端礼《断肠集序》谓朱淑真“蚤岁父母失审，嫁为市井民妻，一生抑郁不得志”语，认为“升庵（杨慎）之说实原于此”。大约杨慎觉得行为不甚合乎封建道德规范的妇女才会写下这样的词，所以他说：“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耶？”沈际飞完全承袭此说，亦谓“调甚佳，非良家妇所宜有”。直到毛晋合刻《漱玉词》与《断肠词》，跋语中还以《生查子》词对朱淑真“为白璧微瑕”。用道学家眼光来看这首《生查子》词，而将作者定为所谓“行止失检”的某女词人，元初方回已开其端了。他在《瀛奎律髓》卷十六评白居易《正月十五夜月》诗时说：“三四（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佳句也，如李易安‘月上柳梢头’，则词意邪僻矣。”李易安即李清照。南宋道学之风日炽，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即联系李清照改嫁事，谓其“晚节流荡无依，作长短句……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所以，方回因《生查子》“词意邪僻”，便想当然地嫁名于李清照。看来，《生查子》词作者之所以出现歧异，是与对作品本身的认识、评价有关的。说是秦观所作，也因为秦观“疏荡之风不除”（《碧鸡漫志》卷二），写了“销魂，当此际”的句子，曾被指为“却学柳七作词”（《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引《高斋诗话》），还有“怎得花香深处，作个蜂儿抱”之类，“亦近似柳七”（彭孙遹《金粟词话》）；柳七即柳永，而柳永是“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的。

实际上，这首词是欧阳修的作品。欧阳修虽被称为“一代儒宗”，但他的词，包括一些诗篇，却不乏爱情的描写。他并不象从前正统文人所颂扬的那样道貌岸然，也不象今天有些研究者所批评的那样在词中暴露了封建士大夫生活腐朽的一面。他的词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虽不能说具有何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但在排斥爱情的礼教统治时代，还不免使得头脑冬烘的卫道者们感到有碍于风化，而尽力为他洗刷，说是“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实则这些词正反映了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思想上颇为通达，创作上颇重情致。《生查子》词便是如此。

宋人元夕词多描写节日游乐，但往往停留于“帝里风光”的繁华，借以粉饰现实，点缀升平。至于青年男女在元夕的爱情活动，则只是侧面地有所反映，作为节日景象的陪衬。在宋人元夕词中正面集中地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为数甚微，而象欧阳修的《生查子》词就更是吉光片羽了。

《生查子》词反映的是一种民间习俗，同时体现着一些民歌情调。“人约黄昏后”有似乎“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不见去年人”有似乎“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邶风·静女》），而“去年”与“今年”的映照，则手法又同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与“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子夜四时歌》）。至于以聚会与离别的今昔对比来描绘刻骨的相思，那更是民歌中较为习见的表现方式，文人多有仿效，如刘禹锡的《杨柳枝》：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再如施肩吾的《杨柳枝》：

伤见路傍杨柳春，一枝折尽一重新。

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

从唐代敦煌曲子词的“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腰如束，九陌正花芳，少年骑马郎”（《菩萨蛮》）与“去年春日长相对，今年春日千山外，落花流水东西路，难期会”（《山花子》），尤其可以明显地看到《生查子》词所由嬗变蜕化的原型。以往评论欧阳修的词，只注意到他把词从五代花间体的浮艳浅俗引向清丽高雅的一路，而忽视了他的词跟民歌、民间词的一些联系。

正因为或多或少受到民间作品的影响，欧阳修的词善于描绘天真烂漫而对青春幸福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女，表现她们的多情，表现她们内心深处因爱情追求而引起的欢愉与忧伤。而且《生查子》词运用词调的整齐字句，以及上下片字句的相同，又有意使字与句重叠，造成回还往复的韵律美。上下片的第一句“去年元夜时”与“今年元夜时”，第二句“花市灯如昼”与“月与灯依旧”，两两相对，把“元夜”、“灯”作了强调，表明风光宛然，景色如故；而“人约黄昏后”与“不见去年人”，则是上片第四句与下片第三句交叉相对，虽是重叠了“人”字，却从参差错落中显示了“人”的有无、留去的天差地别，和感情上由欢愉转入忧伤的大起大落，从而使抒情主人公丰富深沉而起伏变化的内心，在少量的字句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清新而自然，婉曲而流丽。从这种内容、格调、手法和句式中，我们都不难看出民歌的特色。

但不管《生查子》词在字句上如何讲求匀称一致，又如何有意错综穿插，它总的还是用上片写过去，下片写现在，上四句与下四句分别提供不同的意象以造成鲜明强烈的对比。它先写“去年”，是对于过去的追忆；后写“今年”，是对于现在的描述。而追忆过去与描述现在，又都有实际的场景，最后落在截然不同的感情的抒发上。如果没有这后者，“去年”“今年”云云，那就仅仅是时间的依次排列，好比杜甫的“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只是事件的顺叙，而无所谓对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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