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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云南省纪委通知，规定当年全省各级党政机关、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亏损企业，不准购买小汽车，历行“无车年”计划。通知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有限的资金集中用来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购车审批制度，非极其特殊的情况，车辆无法落户。这样，当时想买车的官员只好望车兴叹。进入2004年，“无车年”结束，一些官员被憋压了365天的购车欲望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截至5月底，全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共购买超标公务车255辆，涉及金额1．26亿元。这些超标车中167辆是大排量豪华越野车，最贵的一辆88万元。 

　　“无车年”后的强烈反弹，说明遏止“车轮下的腐败”，并非是发几个通知所能根本解决的。严厉的通知虽然可以把超标的公车消费暂时压抑一下，但如同将皮球硬性按下水一样，手一松，皮球又反弹上来了。要让球不反弹，得将它的气放掉。对那些热衷于以豪华公车作享受与炫耀的官员来说，就是要放掉他们心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邪气。不把官员心中的邪气，换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正气，不把那些满身邪气而又不思悔改的官员撤下来，“车轮下的腐败”是难于有效遏止的。  

　　当然，教育并非万能，还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云南的“严格的购车审批制度”，当然也是一种制度，在目前的体制下也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要根本解决问题，需要改变现有用车模式，彻底进行公车改革。我国现在公车消费耗费之巨，是世界各国所少有的。据资料，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350万公车，消耗3000亿人民币。它比1999年我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还要多出600个亿。全国13亿人口，无论男女老少，平均每人每年为此要交纳约230元。如今几年过去了，公车不断在增加，3000亿恐怕早就不止了。公车属于职务消费，真正的职务活动，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这么多公车消费的，普遍的情况是公车私用，公车不“公”，公车消费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因此，公车改革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除少数国家高级官员外，其他干部一律不配专用小车。为保证公务用车，各地方各系统可将现有的部分公车组成公务用车出租公司，统一调配，随叫随到。谁用车记谁的账，由公家报销。人和车的专有用车权分离后，既可大大节约公车资源，又可堵塞人们侧目而视的内中“黑洞”。

　　由于车子是在路上跑的，“车轮下的腐败”，实际上是一种腐败的流动广告，对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是一种消解剂，影响是很坏的。目前云南省还有257万绝对贫困人口，有些特困户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一些官员却坐着丰田陆地巡洋舰等豪华车在“扶贫”，这岂不是天大的讽刺?解决“车轮下的腐败”可说刻不容缓，它不仅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更富有极大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