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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诗歌与小说的复杂性和神秘性决不是简单的评述所能凑效的。我总觉得顾城总是尽量用最少的词语去抓住世界的本质。“言无言”，“言不尽意”，而这正好是接受者理解本文的天敌。因此。理解顾城总是依靠“悟”，经验常性总是失灵。顾城诗歌中一直惯用的周易式语言，充满神秘，也充满哲理。在他的思想根抵深处，不是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冲突，而是老庄式隐逸哲学与孔儒式有为哲学的尖锐对抗。他思想的全部复杂性体现在诗歌和小说中，也就体现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决绝和残忍上。顾城过早地洞悉了死亡哲学。他能从莺歌燕舞中看到魔鬼的面具，从微笑平静中发现死亡的悲哀。这就使他与古老的幽灵在心灵深处对语，学会儿童式的反抗世界。他既觉悟，又迷惑;既果断，又软弱;既热爱情欲享受极乐，又厌恶功名利禄.这所有的悖论并未逃出东方文化的氛围，这便是顾城倾心于道家，又被曹雪芹的新人理想所牵制所导致的悲剧。如果顾城彻底倾心道家，他一定活得风流调悦。因为以他的天才，完全可以纵情山水，纵情声色，葆真长生。道家最彻底之处就在于他们隐居山林，抛弃了一切世俗伦理，以长生永乐为根本目的，成仙得道为极境。顾城对情欲的狂欢体验与自然本体论的哲学观以及无为而为的处世方略都近乎道家。然而，他却向往曹雪芹的红楼幻境。他渴望实践贾宝玉的生存哲学和生命理想，却又放弃贾宝玉所特有的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在道家的原始自然里实践贾宝玉的女儿国理想，这正是顾城悲剧的总根源。本文以评判《英儿》为主导，兼顾他的诗歌，并力图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背景下讨论顾城的生死哲学。

上、幻境与海岛

顾城在中国本土完全可以实践贾宝玉的生活理想，他那天纵之诗才足以使许多少女颠狂沉醉。徐志摩身畔仕女如云，胡适眼底倩女离魂便是明证。类似于顾城这样的诸多男女在本乡本土犹如王侯贵冑，却都先后逃离乡土去西方寻找极乐世界。由王子沦为贫民，其萧条冷落可想而知，因为还不存在世界性的天才、天才从根本上说属于他的民族。当然，在本土实践贾宝玉式的理想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忍受的巨大痛苦也是我们庸常之辈所无法想象的。总之，顾城亲近《红楼梦》极有意义。可以说，尽管当代红学专家如林，但真正赋予《红楼梦》以现代意义的唯有顾城。在普通人看来，贾宝玉只是一个封建没落的理想，我们无法在现代化社会去实践贾宝玉的梦。顾城却死死抓住这一点。“我想就《红楼梦》而言，《红楼梦》里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我感到了永恒女性的光辉”“永恒的女性有一种光辉使我们的生活和语言有了意义，有了生命。”［1］近期一些评论，抓住顾城所欣赏的“女儿性”，认为顾城的生活理想是渴望自己是个女儿身。我以为这是一个深刻的误解。贾宝玉斥责男子是“渣滓浊物”，决不包括自己。因为他自我感觉对女孩纯洁真情而不带污秽的功利目的。贾宝玉渴望与女性在一起，远离贾琏之类，就是因为他享受到了纯情的乐趣。因此，贾宝玉以及大观园的诸姐妹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即永远不长大。这样就可以永聚永乐。《红楼梦》里的女儿性，只存系于公子与姑娘之间。贾宝玉有情且纯洁，大观园女儿才乐于与他相亲相爱。其实，这些女儿们为了得到公子，使了多少手段，玩了多少心眼，耍了多少伎俩。只要思虑至此，所谓女儿性只不过是未成年的儿童之天真而已。顾城所渴望的就是贾宝玉这种女儿性之天真。现实无情粉碎了贾宝玉的幻梦，一个接一个悲剧终于使这种女儿性不复系存，最终只好遁入空门，那才是彻底的解脱。顾城也感到:“他并不是贾宝玉，没有生活在大观园里。”他既没有贾宝玉的生活空间，也缺乏贾宝玉的祖辈荫蔽。因此，为了实现这种幻境，他寄希望于海岛。也就是说他渴望在西方文化环境中实现东方圣洁理想。他对世界怀有一种希望，他的绝望也就来得更为惨痛。逃往西方的中国人几乎很少仍依赖东方生活伦理，他们都极快地适应并实践着西方生存哲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顾城因此只能成为一个东方的悲剧流浪者·，流浪异邦并葬身异邦。只要细读《英儿》，你会很快找到这样一个主题句—“在没有人的地方。”这是顾城发自内心的空间渴望。这一简单的状语短句在小说中不断呈现。“在没有人的地方”，意味着对他人的回避，意味着逃离城市人群，意味着对生存世界的恐惧并力图划清界限。作为诗人，尼采就这样呼喊:“我爱山林，在城市里住是不好的，那里太多纵欲败度的人们。”［2］尼采的存在论思考正可以视作一个后现代问题，正可以视作一个关于自由的阐释。在这异化了的物欲世界，如何葆有一种纯洁的精神和自由天性，这是先锋诗人所无法回避的，顾城的血性使他不可能选择刺客式的反抗，他的血性指引他遁入到古代隐逸哲学理想中去。可是，这种田园隐逸的哲学恰好是技术和物欲至上的时代及权大社会所极力摧毁的。顾城的浪漫天性使他成了“多余的人”和“不合时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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